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:解决环境问题要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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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人说他是“中国最老的环保组织,中国最年轻的总干事”,也有人说他是“绿色人才”,是“天生的环保者”,而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,总是这么说:“我叫张伯驹,自然之友终身会员。”

    他就是张伯驹,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总干事,凤凰网《公益先锋》本期专访嘉宾。

    张伯驹成为自然之友的一员,要从他们之间的两段缘分说起。

   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接受凤凰网《公益先锋》专访

    年少时与自然之友的初次结缘

    第一次是2002年,高中毕业的他申请成为自然之友会员。

    那一年的秋天,后来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,午后的阳光下,故宫北门的秋叶还没来得及改变颜色。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毛头小子蹬着辆凤凰二八自行车,飞奔在文津街上、筒子河边、骑河楼胡同中,直到一个灰色的老式办公楼……

    他在《我申请加入“自然之友”》的申请书上写到:“我喜爱生物科学,热爱大自然。从初一至今从未改变。”

    年少的张伯驹在中学就参加了数不清的生物科学及环保知识竞赛,并曾获北京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等成绩;同时也参加了不少的外出活动,如雾灵山、红螺寺环保夏令营,玉渊潭观鸟。这些经历都让他增添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兴趣。 

    这期间,他曾是自然之友志愿者和植物组成员。2006年毕业后加入自然之友工作团队,担任兼职、全职工作六年有余。此间曾为环境教育部、公共合作部、编辑部和传播部服务;创建调研部,并建立气候变化、绿色金融、环境法与公众参与、信息公开、城市固废等新议题/项目;深度参与金东纸业IPO、长白山保护区开发、小南海水电工程、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等长期博弈;历经四任总干事更迭、三次办公地点搬迁、两次战略规划、一次注册身份变更。

    张伯驹

    与自然之友二次结缘

    2011年,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张伯驹的健康透支。在病假治疗期间,他感到自己不仅身体病患严重,而且思考缺乏梳理、知识结构待补充,于是决定在2012年重返校园读书。

    在他离开自然之友的那段时间,中国面临的环保压力并没有减轻。经济发展的负面外部性不断转嫁给不发达地区和下一代。近年来环境健康问题爆发、生态危机加剧,使环境问题已和社会、政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    在这种背景下,张伯驹和自然之友的第二次缘分来了。

    那年他二十八岁。他说,他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,在毕业后回到祖国,继续搞环保。他又给自然之友写了一封信,十一年后的这次,是应聘自然之友总干事。

    张伯驹与伙伴们在野外工作

    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

    自然之友是一个怎样的组织,对张伯驹有如此大的召唤力,让他两次“踏进同一条河”?

    自然之友微信公众号上一篇《关于自然之友(1994年至今)》的文章这样介绍自己:自然之友注册成立于1994年,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。20多年来,自然之友在全国拥有近3万人的会员群体,通过环境教育、家庭节能、生态社区、法律维权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,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,守护珍贵的生态环境,推动越来越多绿色公民的出现与成长。

    自然之友的发起者和第一任会长是梁从诫。梁从诫是梁启超之孙,梁思成、林徽因之子。1995年,梁从诫了解到云南德钦县为了经济利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,破坏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,他通过媒体朋友报道事实,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中央领导,身体力行制止当地政府对原始森林的破坏。

    1998年“自然之友”为保护藏羚羊的“野牦牛队”筹款40万元,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,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。自此,自然之友在全国声名鹊起。

    自然之友的成立,被视为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起点。作为中国第一个注册获批的全国性环保民间组织。1998年之后,在都江堰杨柳湖大坝工程下马、怒江建坝和西部水电开发之争、“环评风暴”、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环保事件中,都有自然之友的身影。

    张伯驹获颁行动者联盟2017公益盛典“年度十大公益人物”

    作为自然之友总干事,张伯驹获颁行动者联盟2017公益盛典“年度十大公益人物”,接受凤凰网公益采访时,他说:“我的心不在这里,我的心还在云南”。

    那时,他刚刚从云南的荒野回到北京。在一年中最冷的时候,自然之友的调查团队一直在云南。比天气更冷的是他们发现的结果—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,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砍伐,那个地方叫罗梭江,它是澜沧江在国内最后一条有激流的,可以适合鱼类回游的栖息地。而当地只剩这样一条回流鱼类可以栖息的支流了。

    这些原始热带雨林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砍伐,下游在建一个水电工程,一旦这个大坝建起来,最后一条可以回流的支流也将无法让鱼类进行回流和生存。

    无论面对多么严峻的现实情况,自然之友守护自然的心永远是热的。张伯驹带着他的团队为大自然做了很多行动,他们做环境调查,提起公益诉讼,让数不多的珍贵的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保存。

    张伯驹在野外工作

    张伯驹的公益哲学:有“道”才能得到

    张伯驹曾经有点开玩笑地说又回到NGO,他有几点特别深刻的感觉,作为自然之友的负责人,很大的压力来自于嗓子。现在他说的话是上学时的6-8倍,是之前在自然之友工作时的3倍以上。

    说话是他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不停地说,是为环保为公益更大声地呐喊,更是为了提升自然之友的影响力,树立自然之友“温和但有担当感,不高调但坚决捍卫底线”的富有“韧性”的公众形象,培养越来越多拥有环境意识、权利意识和公民美德的绿色公民。

    为什么要培养绿色公民?在他看来,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还会加强,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也会更多,由于以上两点都存在缺陷,所以相形之下,公众参与可能会被证明更加重要。

    如何寻找到已有的绿色公民?如何团结他们?这,就是自然之友未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而自然之友拥有的数千会员,则是回应这些问题的起点。张伯驹认为,会员不应成为自然之友的拖累和负担,而是最为宝贵的力量源泉。

    至于怎样激发公众来捐赠呢?有“道”才能得到。张伯驹的公益哲学是,很多商业技巧可以用于刺激捐赠,但公益组织不能只靠捐赠之“术”,更关键要筹资有“道”。这个“道”就是使命和核心价值观。唯有认同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捐赠才能更真实更长久。

    张伯驹不仅鼓励注重绿色公民的培养,还摸索出了一条会员制的道路,提升会员在机构中的参与度和拥有感,让会员数量增加,同时优化会员发展和行动策略。

    张伯驹与伙伴们在一起工作

    “自然之友”在转型中,助力团队成长

    对外,他倡导全民参与环境治理;对内,张伯驹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项项职业化、专业化团队的转型决策,也在一次次转型中,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。

    当被问到在自然之友的作用是什么的时候,他说他的作用是支持了一批优秀的同事,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,更加专业和专注地进行环境保护的工作。自然之友有一群非常优秀的环境教育的老师和专业工作者,他做的就是支持他们去成立一家专业机构,更加独立的去做这个环境教育和自然体验。

    自然之友的法律团队,五年前只有一个环境律师,算是孤军奋战,但是这几年已经有了五位专职的环境律师和一批法学院毕业的,有专门的环境法的背景的专业人士和环境工程方面的专业人士,他们组成的团队可以去回应更重要的一些环境问题。

    张伯驹与伙伴们在野外工作

    张伯驹支持这些有能力的人,真正的在他们的空间中发挥他们的能力。他做的就是帮他们推了一把。

    有了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,自然之友才能集中提升业务专业性和行动力,加强维权和倡导领域的行动影响力。

    例如拯救绿孔雀行动。在云南的红河流域,有一种我国非常珍贵的一种保护动物叫做绿孔雀,它是中国本土原产的孔雀,我们说的孔雀东南飞就是这种孔雀。绿孔雀在中国只有不到500只了,非常濒危,它的濒危程度在中国超过了大熊猫。

    但是当时绿孔雀最后的一块最完整的栖息地,即将因为一个工程被淹没在水下,它所生长的原始的森林热带的季雨林也都会被砍掉。

    绿孔雀

    于是自然之友利用专业的力量,一方面组织各种领域的科学家去现场做调查,取得绿孔雀的栖息地即将被破坏的一手材料,包括被破坏的范围,还有淹没的程度,以及要去证明这个地方的确有绿孔雀的存在。

    当取得了一定的证据以后,他们通过新的环境保护法和一系列的法律,把这个工程的破坏方告上法庭,推动他去及时停止破坏行为,然后再尽可能的去挽回这个即将被淹没的保护区和绿孔雀的栖息地。

    另外一方面,他们还做了一系列的其他工作,包括举办了全国的绿孔雀的儿童绘画的比赛,还和媒体合作,比如与《野性中国》合作,拍摄绿孔雀的图片,展现那些美丽的成年绿孔雀和很萌的绿孔雀宝宝,让大家了解到,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物种的珍贵性、独特性,以及它们正在面临的挑战,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注和行动中来。

    张伯驹与环保公益的志愿者们在一起

    绿色生活,不是让每个人去做苦行僧

    倡导环境政策立法、提起诉讼环境公益、促进自然保护区善治等工作,自然之友时刻关注着气候变化、野生动植物保护这样的宏大主题,同时我们也常常思考,除了向世界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努力,作为普通公民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?张伯驹说,应该是帮助老百姓找到一条道路,让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更绿色。

    张伯驹说绿色生活,没有那么的复杂,就是选择的时候相对简单一点,并不是说让每一个人去做苦行僧,或者过非常的俭朴的生活,而是倡导人们做到“够用就行”。

    绿色生活是健康、快乐、舒适的,又是环境友好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,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细微的改变。比如点菜的时候,不够我们再加,没有面子上的过不去,因为哪怕是打包也是有很多环境方面的成本;不是说不要开车,而是怎么更加的节油,更加的用环保的方式去以车代步。

    当前,环境形势非常严峻。但张伯驹并没有“无力感”,他说:“环境问题的解决,需要耐心和韧性,需要专业且持久的行动。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的力量,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。”

    今年5月,张伯驹新晋为了父亲,当问到等孩子长大后,希望在他心里种下一粒怎样的自然的种子时,张伯驹说希望孩子的种子该破土就破土,该发芽就发芽,愿意怎么发展就怎么成长起来。他说希望一切都是自然的,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成长。(文/刘欣颜 采访/马明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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