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内首家盲人影院:他负债14年,帮20000人“开眼”

    关爱行动 17 扫描二维码

    八旬老太太已经失明了50年,子女不在身旁,老年生活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黑暗。

    电影院里,志愿者的声音和电影对白夹杂在一起,却唤醒了她尘封多年的回忆,黑暗的世界突然有了色彩。

    ——年轻时,她和爱人去逛紫竹院公园,岸边的海棠树开着红色花,微风出来,花瓣落在头上。

    电影结束了,老太太嚎啕大哭,拉着倾诉的王伟力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多年来的挫败和委屈也在一次次的感动中逐渐消解。

    为了帮盲人“看”电影,他自己倒贴十几万,一干就干了14年。屏幕内外的悲喜人生也正交替上演着。

    1

    夹缝中生存的盲人们

    在北京鼓楼西大街,每个星期六上午,不少资深票友就会从郊区赶过来看电影。

    这里只有20平方,却坐满了30多人,里面没关灯,也没拉窗帘。因为屋里必须要光线充足才能看到观众们的举手动作,然后带他们去喝水、上厕所。

    电影开始了,有个人拿着话筒专挑间隙讲解电影。看电影的观众,更准确的说法是听众,都是盲人。听着志愿者的讲述,他们仿佛也看到了紧张刺激的画面。

    根据中国残联的数据显示,中国目前至少有1731万盲人,但我们却鲜少看到盲人出行。

    因为他们不但得克服楼梯过马路等等障碍,还有更难的心理障碍。他们在黑暗中更敏感,也害怕接触陌生人,更加困住了自己。

    王伟力清楚:盲人们的生活窘境仿佛是个恶性循环。“盲人看不见,就不知道也不会认同社会常态。如果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他们只能不断边缘化。”

    王伟力最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是因为妹妹。妹妹有智力障碍,先天发育不良,脑袋小个头也小,总被同学歧视和嘲笑。

    他一直在照顾妹妹,还曾为了尊严和坏学生打架,他懂残疾人群体的孤独和无奈。

    1990年,王伟力离开了中科院,做生意赚了笔钱。他有了新的计划,携手同样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妻子准备拍摄关于这些人的纪录片。

    “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群体应该帮,后来发现好像赚多少钱都比不上这种快乐。”

    2001年,他和妻子自掏腰包,组建团队拍了一年多,耗光了一百万的身家。纪录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《生命在线》栏目免费播出。节目播出后收视率不错,但却没有广告商愿意赞助,一年后只能停播。

    在拍纪录片的日子里,他认识到越来越多的盲人朋友,越了解就越放不下这群人。

    盲人们明明在听觉、嗅觉和味觉方面的能力超越常人,但他们却只能到盲人按摩店谋生。为什么没人愿意培训他们,让他们可以胜任其他工作呢?

    2

    盲人对看电影的渴望

    王伟力和妻子将注意力都放在盲人群体上,两人也成了全职公益人。

    2003年7月,王伟力和妻子将不多的拆迁补偿款作为第一桶金,创办了“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”,专门为视障人群提供媒体制作技能培训和无障碍信息传播服务。

    但现实却不容乐观,视觉信息缺失就局限了他们的语言表达。

    “我们获得的信息,90%以上来自视觉系统。

    如果视觉被屏蔽了,就很难找到事物的完整信息。

    我们知道正方形有四个角,树有叶,但盲人却统统不知道。”

    盲人们不懂完整的事物形态,再加上盲文的字词有限,他们经常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伟力发现短期培训不能帮他们胜任其他工作,例如广播主持人,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接触认识外部世界。

    但这该怎么帮,他也没半点想法,只好借助网络找各种成功案例。

    《成功是一种态度》这本书让他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。

    作者是17岁的吉姆·史都瓦,因视网膜黄斑脱落而失明,后来致力于“电视讲述”,就是给盲人复述电视的内容。王伟力联系到了作者,收到讲解电视的录像带。解说员只需要根据情节,总结故事梗概。

    他将录像带放给盲人朋友听,但朋友的反应平平:听不惯,内容也只懂个大概。后来,他改进了史都瓦的电视讲述方式,模仿同声传译,描述画面的每一帧细节。

    2004年,王伟力的盲人朋友误打误撞地成了第一个“观众”。

    当时盲人朋友上门做客,他正好在家看美国大片《终结者》。趁着这机会,他就给朋友翻译英文对白,同时讲述那些电影的画面。他讲得很粗糙,但效果却出乎意料:

    电影一看完,朋友激动地抱着他转圈,喜极而泣:“这是我36年来看的第一部电影。”

    王伟力当即下定决心——帮盲人“看”电影。为盲人讲述电影,实际上就是为他们补充影片里的视觉信息。

    “我们知道感受所有事物都要靠内心,如果内心没有感受,那些事物就会像刮风一样过去。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在内心展开一部电影。”

    他租了间月租750元,只有20平方的房子,成立了中国首家盲人电影院——心目影院。

    3

    “看电影”的神奇能量

    心目影院能坚持14年之久,自然得归功于王伟力夫妇,但他却从来都不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。

    “总有人说我在做好人好事,我这不是好人好事。残障群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,帮助他们是我们健全人的责任,而不是单纯的爱心。”

    每次看到盲人观众们的小改变,他肯定都是所有人里最激动兴奋的那个。

    在40多岁时,杨阿姨却意外失明,她就像走进了死胡同般,整个人性情大变。她警告女儿和丈夫:如果他们当着她的面前看电视,她就立刻跳楼死在他们面前。家人们担心她做傻事却无计可施。

    因为朋友的推荐,她和女儿一块到了“心目影院”,全程安静地听着,但内心早已风起云涌,自己竟然有重新“看见”的一天。

    这场电影仿佛将她从死胡同里拉了出来,转身找到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出路。

    “从今天开始,电视归你们了。”

    “别别别,我们都习惯了,不看了。”

    “爸,妈好了,没事了。”

    王伟力也没预料到一场电影有如此大的魔力:“盲人朋友对视觉的需求竟然这么大。”

    2005年,刚开始放电影的那段时间,他每天都要应对各种意外情况。

    大家正看着电影就听到突然响起的闹钟声、手机铃声甚至窃窃私语,有时还能闻到独居盲人身上的各种臭味。“那时硬着头皮在讲,屋子的味道太冲了,都想捂着鼻子跑出去。”

    他经常会讲到电影里的人物打扮,观众们也被耳融目染,渐渐重视起自己的外在形象。盲人观众们在仪容仪表有了很大变化,一个个衣着整洁,整个人都自信多了。

    60多岁的老太太是影院的资深票友,每次来之前都会将自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喜欢穿红色的上衣,进门前老爱问志愿者:今天的衣服搭配怎么样?

    有次,王伟力讲述留守儿童电影《遗落在山里的星星》,留守孩子与病魔斗争的故事感动了全场观众。

    在交流观后感时,一位盲人就说到了自己的感受:他们想着自己是天下最苦的人,没想到这些孩子比自己还艰难,受尽病痛的折磨还只能留守大山里,他们应该知足了。

    打开心扉后,盲人们正重新认识外面的世界,更愿意参与社会活动。

    他们跟着志愿者们到航天馆、坦克馆、艺术展品馆进行触摸活动;海边、草原、长城和故宫都去了个遍,甚至还有盲人运动会、盲人集市等活动。

    想当初他们可是连门都不太想出,如今的变化只因他们在“心目影院”迈出的第一步。为了这小小的一步,王伟力可是费尽心思呢。

    4

    用心当盲人的眼睛

    仅仅靠声音就想要完美地呈现电影画面,这里头大有学问。

   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,讲解人的旁白和电影台词可能会混杂。“如果我的声音太大压住了台词,观众会听混乱,太小听不见,太快盲人听不清,太慢跟画面合不上。”

    王伟力使用不同方位和频率的两套音响,讲解时“见缝插针”,避开电影对白。前方的音箱是电影对白,后面和侧面的是音效的,而侧后方的才是讲解声,营造出在他们身旁有人轻声耳语的氛围。

    想要熟练巧妙地讲好一部电影,快速的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述是必不可缺的。

    每次讲解电影前,王伟力就会将它先看个5、6遍,然后看影评和导演创作想法等等,准备详细的讲解笔记。他习惯性地将自己当成导演的角色,让自己更从容地讲述每个画面。

    在准备讲解词的时候,王伟力努力保持盲人的心态,站在盲人的角度去理解。

    普通人一目了然的内容,恰恰是双目失明的人极度渴望,却又无法靠猜测得出的。

    他的妻子经常蒙住眼睛充当临时观众,听着他反复说四五遍:“大伟啊,红色的裙子,盲人没有概念啊。你必须找他们熟悉的东西来打比方。”

    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,将概念用通俗易懂的物体来比喻。

    “这是直升机,它像个倒扣的勺子,头上架着一台电风扇,把它带到空中。”

    “这是海豚,身体像水滴,尾巴像弯月亮,身上有三面小旗。”

    讲述的电影越多就越发现,他们会将影片中的美与丑无限放大。“心目影院”对电影的选择要慎之又慎。

    负能量的、心理压抑的;节奏特别快的;外文片没有中文对白的;血性、暴力、情色画面太多的等等电影都会被放弃。因为盲人观众大都是50岁以上,一般会选择偏向生活、娱乐类的国产片。

    如果遇上了些血腥的画面,他就用模糊隐晦的话语交代事情。比如电影中一枪爆头的画面,就直接说“某人头部中枪,应声倒下”。

    2005年6月,心目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—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而到场的盲人观众只有4人。但他没被这惨淡的现实影响,依旧用心地将最原汁原味的电影呈现出来,努力把讲解电影做得更好。

    5

    苦尽甘来的14年

    14年来,20000多位盲人朋友通过听讲解的方式“看”了800多部电影。

    原本只能坐40多人的小屋,经常需要加座,大座椅全都被换成小塑料凳。春节和假日,过来观影的盲人一天就有200人。“心目影院”正在慢慢变大,年租金也从最开始的9000块涨到了60万元。

    “心目影院”也得到了不少企业的支持,拜耳制药、星巴克、农商银行等等企业的员工成了稳定的志愿者团队,每周六轮流过来讲电影。

    从2008年起,“心目影院”也成了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的志愿者服务基地,连崔永元也来当过志愿者。

    “心目影院”就像王伟力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,但他也从没意料到能走到今天的地步。

    当时的公益法律法规留有空白,“红丹丹”无法注册为非盈利机构,因此不能享受向外界筹款、捐赠等社会组织待遇,资金全靠夫妻两人倒贴。

    夫妻两人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才保住了“心目影院”。最困难的时候,两人身上只剩下20块钱。甚至因为欠债十几万,他也供不起儿子每年3万的大学学费,后来儿子没上大学成了志愿者。

    那时资金上困难重重,更寒心的是盲人观众们的不信任。

    刚开始盲人们怀疑“心目影院”是想拿他们当噱头来赚钱,甚至还想捞多点福利。“看电影怎么不包顿午餐?怎么不给补贴?”这些话像一盆盆冷水泼来,王伟力一度想放弃。

    但他后来想通了:“盲人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我们社会的现实,他们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,才会怀疑一切。”

    为了给观众更好的体验,设备一直升级,从家用电视DVD,到环绕立体声音响,再到美国家庭影院系统。

    “心目影院”也熬过了艰难时刻,迎来新生。

    2013年,因为新政策的出现,“红丹丹”成功注册为非营利组织。“红丹丹”有了政府和企业支持,一年可以筹到三四百万,推出更多公益项目。“心目影院”已累计培训了超过4千名志愿者,其中有四五百人成了长期志愿者。

    “心目影院不仅是作为盲人的眼目,也是做给我们这些明眼人正心的。”

    这么多年来,王伟力看着盲人们的故事,他也重新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。

    盲人们对镜头的激烈反应,

    反倒让他惭愧和痛心。

    健全人拥有了盲人最渴望的视觉系统,

    却只盯着不如意的琐事。

    我们从不珍惜拥有的幸福,

    对生活中的美好视而不见。

    而盲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纯粹像一面镜子,

    照出我们健全人的盲点。


    喜欢 (0)